传销为什么这么多年还存在，还会有人上当？

  扰乱秩序、侵吞私人财产、危害社会稳定、破坏诚信体系，近年来，传销如同一个个毒瘤，不断毒害着社会各个群体，侵蚀着中国经济脊髓，使很多受害者深陷泥淖不能自拔，不少家庭深受其害。传销，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

  抬头之势

  2007年，我市成立市工商系统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实行抓早抓小，露头就打的方针，全市捣毁传销窝点

  181个，教育、解救、遣散传销人员 3900余人，抓获 A级头目 3人。

  2008年，我市抽调专人组成打传办，拨出专项经费，多方配合，多管齐下，全市捣毁传销窝点 476个， 抓获传销头目、骨干分子 62人，教育、遣散传销人员 2695人。

  2009年 1月至 6月，全市共开展了 9次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全市捣毁传销窝点 386个，交公安部门处理 58

  人 ,教育遣散传销人员 1932人。

  从一年 187个到486个再到半年 386个，不断递增的数字说明我市对传销活动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但传销活动却禁而不止且呈时有抬头之势的现实。传销组织为何盯上了宜春？

  “1998年，我国全面禁止传销活动，亦引发了新一轮洗牌格局。传销版图由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农村偏远地区蔓延。交通便利，气候宜居，物价较低，尤其是租房价格便宜，是吸引传销分子以宜春为据点之一的主要原因。”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姚爱萍告诉记者，“随着政府打击力度的加大，传销花 样不断翻新，手段愈显诡秘。”

  目前，在我市活动的传销人员有 6000余人，宜春中心城区约 4000人。他们大多来自四川、湖南、贵州、湖北、广西等省（区），三五成群的以“家庭”为单位，打着“天津天狮”、“国际贸易”、“香港宏顺”、“美亚国际”等旗号进行“拉人头”交“入门费”的欺诈活动。这些传销组织内部分工明确，大头目（A级）遥控，（B级）小头目跨城市组织活动，还有专人负责“培训”、收费、资金运转、网络维持。“传销者把自己熟悉的人从全国各地以‘做生意’、‘找工作’或‘有高额回报’等为诱饵骗到宜春，然后以发展人员多少作为提取报酬的标准。在隐秘散布于宜春中心城区的同时，传销分子还有向我市丰城、樟树及高安等县市渗透之势。”姚爱萍说。

  根治之惑

  每年，我市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打击传销活动。“但如同赶苍蝇一样，传销人员赶走后飞一圈又回来了

  。”姚爱萍说，“多年来，传销难以根治是执法人员普遍面临的困境，而取证难、处罚难则是查处传销的难中之难。”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明确规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无疑，这必将加大对传销分子的震慑力及打击力。

  但事实上，目前各地打击传销都以工商、公安为主。对于涉嫌传销人员，工商部门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

  ，被抓获的传销人员大都处于传销金字塔的底层，几乎一问三不知；公安部门虽有强制手段，但底层的传销人员也是受害者，传销的高层和下线都是单线联系，也难以掌握关键证据。

  “正是由于证据的难以获取，我们查处的传销窝点不少，最后真正被定性为传销的案件微乎其微。加之， 参与传销的底层人员大多来自外地，往往身无分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这种情况下，对传销人员只能采取教育、遣散措施。然而一旦有机会，其中一些人员便会从头再来、‘东山再起’。有 些中毒较深的传销人员，掌握传销技巧后，甚至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另立山头，并能总结经验教训，具有较 强的反侦查能力。传销活动复制再生能力强，也是长期以来无法对其根本遏制的又一重要原因。”姚爱萍说。

  回归之途

  传销之所以被称为“经济邪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变异性很强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还因为它蛊惑人的能力非常强。人们都希望致富、快速致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期望更加强烈。姚爱萍说，传销主要侵害大中专学生、部队转业军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待业青年、家庭妇女等社会群体，并且年龄向低龄和高龄两极发展。在我市解救的传销人员中，最小的一名只有 12岁。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生活拮据， 就业压力大，门路不多，传销组织便乘虚而入。

  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宣扬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团队合作精神，鼓吹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财富神话；裸露身体、控制人身自由，对反抗者以暴力相逼，在传销组织对参与者实行以精神为核心的多重控制之下，一些参与者便被迷惑。于是，为了梦想中的一夜暴富，他们从受骗者变成骗人者，把亲朋好友拉下水，形成“滚雪球”式的恶性循环。

  “由于被‘洗脑’，传销人员心理发生扭曲，有些还被黑恶势力或别有用心的人控制。如果不采取措施让参与者迷途知返，势必给我们的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姚爱萍说，“在运用法律手段打击传销的同时，加强防控必不可少。”

  我市已制定了一系列举措：一方面从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入手，充分调动部门、社区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民政、房管、街办及通讯等部门，各部门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强化对出租房屋的监管，铲除传销滋生的温床。下一步，工商部门将加大对打击传销活动的宣传工作，以开辟专栏、张贴标语等形式进社区、进高校、进农村广泛宣传，增强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公安部门将通过严惩重罚一些大案要案， 通过实际案例对传销人员进行“思想戒毒”，使他们真正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勤劳致富才是真，从而使他们能更快更好地回归社会。

  传销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事件，掺杂了太多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传销不会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但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传销会有日渐减少直至绝迹的那一天。”姚爱萍说。（刘伟荣本报记者李蓉）

  化成钟鼓

  试试疏导也无妨

  我国大力整治传销已有11个年头。十余年的光景，传销总是打而不死，有些地区还沦为传销重灾区。有人呼吁加大立法和打击力度，有人呼吁建立打传长效机制，还有人呼吁拿出非常手段来整治传销。传销治理何去何从？

  我国治理传销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对传销的高压态势未尝稍减，为什么传销还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四处生根？

  应该说，目前传销的生存有其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土壤。比如说一夜暴富的心理，比如说对金钱的追求压倒亲情，比如说社会的晋升通道还相对狭窄。从传销者的构成来看，那些被查获者往往处于传销金字塔的底层，他们或是劳动技能单一，或是涉世不深的学生。过去，对一般传销人员我们一直采取的是说服教育和遣散的方式，对传销头目则严厉打击。但这种说服教育和遣散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功效。其中一个原因是传销者加入传销组织后心理发生了一定扭曲，还有就是传销者原有的生活圈子已被破坏，他们很难回到从前

  。

  所以，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试试另一些“疏”的办法。即建立专门教育机构，帮助传销人员彻底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传销的危害性。此外，还对他们生存的土壤进行疏通，比如对有过传销经历的人不歧视、不仇恨

  ，让他们重新受到亲情的接纳，甚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劳动技能上的援助，让他们尽快从传销的泥潭中走出来。

  是啊，传销已演变为“经济邪教”，不严打不足以正视听。但仅有堵是不够的，试试疏导也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