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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的反传志愿者

时间:2019-10-16 18:18:01

 2009-11-08 18:30:32 

刀尖上的反传销志愿者

此文发表于亚洲中心时报周末版116日第四版

刀尖上的反传销志愿者

         是一群与传销有关的人,但却是传销组织的死对头。

他们是反传销志愿者。麻袋反传销一年多以来,冲锋在反传销第一线,与人说话时,清秀的脸上总是微笑着,显得洒脱而亲切,给人以书生的印象。

 然而,麻袋与他的同伴们却是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时常面临着人身攻击与危险,却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没有职业荣誉的光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这一切都困扰着他们。

只是在他们的心底,良知与正义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一次次,他们奔波在解救传销人员的路上。

 “我们不解救,真是不忍心!”

 “当我决定退出传销组织时,非常自卑与痛苦,当时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并且自杀的方式也想了好几种。”反传销志愿者刘松说。

  这群年青的反传销志愿者中,绝大部分都曾经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他们心怀对传销组织的愤恨,感同身受着传销痛楚,决心要与传销组织斗争到底。

  28岁的刘松是湖北人,敦实的脸上戴近视眼镜,说话豪爽。他告诉本报记者,2007年,他因前途迷茫陷入传销组织,耗费了十多万元,“坑”了几个亲朋,浪费了一年多的大好时光后,看到的是传销者的家破人亡。猛然省悟。

  正谈话间,一个戴墨镜的青年闪了进来。刘松说,他是麻袋,经常在一线反传销,主要解救北派传销者,有很多解救的故事。

  “我做了两年的传销,做到了B级,看到了很多的黑幕,无法忍受天天说假话的生活,就出来了。”

  麻袋取下墨镜,回头一笑,尽是洒脱,“我做传销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包括放弃大学学业、与女友分手、将经营得好好的店子卖掉。我出来后真是一腔热血反传销!”

“如果不能将他劝回家里,要让他脱离传销组织会很难!”姚鹏歌与求助者通话时一脸沉稳,挂了电话后,还要低头深思良久。

 反传销志愿者姚鹏歌去年8月从辽宁的一个传销组织出来时,失去的是从家里骗来的一万多元钱,数位亲朋的信任。

 反传销志愿者们经验丰富,解救水准专业。当本报记者要他们各说一两个反传销的故事时,他们往往深思许久——不是没有,而是太多。

 刘松憋红了脸,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印象深刻的一次反传销经历。

“是在今年的6月份吧,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女孩向我求助,说他的男友在湛江搞传销。男友打骂她,逼她加入传销组织。她数次劝男友回头,但没有效果。后来我到男的家里将他劝服。”

 刘松讲得激动起来,“真是太令我感动了,一个女孩,能够为了男友,乘火车时从湛江站到上海,四处求助,每向我说一遍男友的事,就哭一遍;女孩的这份真诚真是太令我难忘了!”

 姚鹏歌讲述他解救传销者经历时依然沉稳:“今年的6月份,我与李旭(反传销志愿者)去鞍山解救传销人员,在小旅馆谋划时,突然看到有很多武警围着一个人。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做传销的小伙子要他父亲手里的钱包,父亲不给,他边拿钢筋扎手,边喊着要跳墙。”

“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记者。我们上去把小伙子劝了下来,又带到宾馆劝说,终于把他劝回家去了。”姚鹏歌说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都是传销的受害者,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看着别人陷入歧途,我们不解救,真是不忍心!”反传销志愿者说。

  “一连砍四刀,有一刀差点砍到要害!”

  20087月,麻袋到陕西汉中解救传销者。

  麻袋此行汉中的解救行动,是受退伍军人王正所托。王正的女友小洁加入了汉中的传销组织,迷途不返。他们到汉中后,将小洁带到宾馆说服教育,可谁知小洁乘上洗手间之机,发信息告之同伴。

 30多个传销者将宾馆房间包围后他们才发现。两人奋力冲出包围圈后,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在半路将传销人员截获。可因无相关证据,只得放人。

在派出所门口,气焰嚣张的传销人员又将麻袋两人围住欲实施暴力,幸而派出所出面,才得以脱身。

小洁被传销组织带走,第一次解救失败。但他们没有被传销者所吓倒,继续实施解救。

第二次解救时,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乘机将小洁强行拉到车上。当时小洁非常激动,用高跟鞋将麻袋的脚踹伤,并将车窗玻璃踹破。他们坚持将小洁拉到宾馆后,劝说了一个晚上,终于劝说成功。

“看到小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很有成就感;他们现在过得很好。”麻袋欣慰地说。

 反传销志愿者们在解救行动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与危险。但这次还不是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去年,刘松与几个同伴到一个县城解救传销人员,不幸被传销人员围住殴打,后来他们奋起回击时,对方一人拿出一把砍刀,将他们中的一个反传销志愿者连砍四刀,有一刀差点砍到要害处。沉重的医药费差点没有着落。

 “后来当地警察抓住了行凶者,但很快又放了,根本就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刘松无奈地说。

  刘松、麻袋、姚鹏歌所在的反传销组织自命名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现有成员十几个。该“协会”的前身为2002年成立的反传销组织,当时位于河南新乡,2008年迁至北京大兴。当年的反传销组织创建者为反传销耗费了一百多万元家产后,黯然退出。

 “那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陕西的那个小伙子又在家里闹了,说要是不让他去做传销,就要拿刀砍人。”一个反传销志愿者焦急地对同伴们说。

 这帮热心于反传销的志愿者们,总是在想着求助者的事情。本报记者晚上十点钟打电话到他们办公室时,仍很快有人用了沙哑而疲惫的声音接电话。

“我们早上8点多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2点还在做事,没有休息日。”姚鹏歌说。

在本报记者采访他们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一边轮换着接受记者的采访,一边在忙着与求助者沟通。

反传销志愿者们是公益服务,不收取求助者的服务费用,经济上十分艰难。“我们现在就是经济上……”一反传销志愿者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们正在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反传销的经费问题。”刘松说这话时有点沉重。

 相对于经费的窘迫,最让志愿者们揪心的是合法的组织身份问题。“中国反传销协会”只是他们自封的,出去解救时不太管用。他们曾经找过国家工商局做主管单位,但对方以要向国务院申报为由推托了。

 没有合法的组织身份,不仅解救地的政府部门不太认可与配合,就连求助者也是质问了又盘问。“那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反传销志愿者在“一腔热血反传销”的背后,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与压力。

“我这么大了,没有什么成就不说,别人问起在干什么工作都不知怎么回答,很多人将反传销与做传销都看成不是什么正经事;再说与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们都成家生子,而我现在仍孤身一人,家里经常催促,压力还是有点大。”麻袋说。

 本报记者与反传销志愿者握手告别时,麻袋在门边对记者说,他们在下周要去北京周边一个传销窝点解救传销者。“听说下周他们要发工资,人员很集中,有300多人,打算最好一锅端掉他们!”麻袋的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文中求助者与被解救者均为化名)

                         / 本报记者 刘功武发自北京

刀尖上的反传销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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