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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把馒头比作是鲍鱼,幻想成功的一面

时间:2021-03-19 21:21:18

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都被一次“巡视”打断了。2014年,一位同行的朋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路过距离北京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朋友说已经到了京郊。下车后,她被带到一家农家乐。从此,一个名为“蝶贝儿”的传销组织闯入她的生活,她后来成为该传销的高级头目

“她为什么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要骗我进去?”30岁刚来的陈明霞哭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到现在还没在北京见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非法拘禁等三项罪名,判处3年至8年。

4名被告人的案情,是2017年一起命案牵出的。当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儿”传销组织,他在传销组织窝点内被其他成员强行灌水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再次彻查“蝶贝儿”组织。这四名被告就是在这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据安次区多位受访民警介绍,由于证据难以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近10年来几乎没有适用过,可以算是“沉睡”的罪名。这一次,当地改进工作方法,精准适用法律,或在打击p上有所突破
伊拉米德在卖。

“杀熟”非法经营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中,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都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传销组织,“蝶贝儿”始于2005年,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传销人员为了提升等级,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本不存在的“化妆品”。而且,下线拉得越多,付款返利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美好,但“蝶贝儿”却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上。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小姚介绍,安次区“蝶贝儿”传销组织从低到高有成员、发起人和培训人员,

代理人,代理人,潘明明属于代理人,是组织中的“二级领导”,是高层。

“蝶贝儿”的“化妆品”单价为2900元,收入最终全部汇给“一级头目”代理。之后,“一级领导”决定“二级领导”得了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近,拿到的钱可能越多,即使不是老乡,也未必有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招募新人往往从老乡、同学等熟人开始。警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同为“二级领导”的吴百友,是涉案“一级领导”的另一位老乡,也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原因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等。和陈明霞一样,吴百友误入传销的原因也是被邀请去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佑本科毕业,身材偏瘦。原来,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他受邀去北京游玩,一位老乡说廊坊离北京近,劝他先在廊坊休息一晚。之后,他被带到安次区杨水巷一租来的农家乐。

农家乐是传销组织的最小单元,通常被称为“家”或“宿舍”。慢慢地,吴百友被提拔为寝室主任,成为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之后又成为管理多名寝室主任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推断,传销多名成员
组织“来了就是受害者”,但有的受害者想逃走,有的则加入并在组织中发展到一定水平。

新人想要逃离组织,其实是很难的。小姚分析,这些农家乐都在郊区或城中村。一般来说,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周围都是流动出租屋、郊区和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逃出窝点,跑着跑着很容易被抓”。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的名牌大学。

吃馒头就是吃鲍鱼

在“蝶贝儿”传销组织中,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集团

织里的第一课就是“洗脑”。

一位办案人员说,新人首先会被要求在“课堂”阅读成功的书籍,甚至背诵课堂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宿舍,宿舍里通常几乎坐满了除他之外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会员会‘监督’新会员的洗脑程度,只有新会员‘心态稳定',遵守规则,才能和其他新会员一起生活”。

宿舍一般为15~30人,男女混杂,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清晨或夜晚,他们还扛着“床”睡在田间地头,到树林、田间地头上课。该组织称这种行动为“拉链”。

“不分昼夜”的奔波,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过去这些年轻人的存在。

“富起来、富起来”等反复的口号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都与致富联系在一起。

让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自己喝的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以为是吃燕窝鲍鱼。

“大家的关系都挺‘融洽’的。”吴百友告诉记者,农家乐大多是老乡,总有人跟他说话。陈明霞也看到一群年轻人在这里一起玩,大家都特别有激情,她也没有太多防范。

如果有不服气,有的社员会被热水烫伤,被打火机烫伤,或者被各种殴打。

反侦察手段在他们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就被使用了。安次区一民警透露
只要被骗进农家乐,每个人的手机和身份证都会被没收,而且“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实姓名,只能互相化名。

同时,每隔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就会对每家农家乐的人员进行调整,加快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宿舍的人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篡改过。前述民警说,有的“领导”会随机抽取几个成员,让他们说出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会被传销人员用来购买产品、互相转账。

这些方法已经传遍世界,不必再“发明”。侦查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孩身材娇小,面容朴实,却是传销组织最高级别的“一级头目”。

许多成员是

努力提升自己。按照“蝶贝儿”的规定,“一级领导”不固定,一旦下线达到一定“业绩”

,一位新的“一级领导”诞生了。到了“一级领导”,可以不在廊坊居住,只需要通过网络和电话做一些决策,

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位置等。

相比之下,“二级领导”必须住在廊坊,而下级“三级领导”则需要时刻监督下级传销人员,经常到农家乐串门。

收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原因。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是骗局,但很多嫌疑人谈到一个普遍心态:不愿意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要拿回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钱,发展更多的下线,慢慢在组织里当领导,赚别人的钱”。

过去很少查明的罪行

2017年3月发生的一起“蝶贝儿”传销组织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灭亡。

当时,1993年出生的大学生邱某被同学以求职为名骗入“蝶贝儿”窝点。在安次区杨水乡和平村一出租院内,传销成员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终不服从。

几名传销人员随后往邱某嘴里倒水,几碗水下去了,邱某一动不动。经法医鉴定,邱某系颈部勒颈吸入异物(胃内容物)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年12月,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
并被判处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河北高院维持原判。

在天津,2017年7月,大学生李文星因误入“蝶贝儿”意外身亡,也引发舆论关注。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经过梳理,他们发现,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辖区就有与“蝶贝儿”相关的案件发生。常见的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抢劫罪等,模式和组织结构非常固定,甚至有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件中出现了。

这引起了安次区相关部门的重视。随后,他们汇总了所有与“蝶贝儿”相关的行政违法和刑事案件

数据,试图梳理每个传销人员之间的联系,最终掌握了三级以上传销头目的大致脉络图。

被告人单斌林首先出现在政法部门的脉络图上。在大学生邱某死亡案中,一名罪犯供述自己是“三级领导”单斌林的下线。从单斌林开始,办案民警陆续发现了吴百友、潘明明等人。

“一个‘二级领导’不知道上线的真实姓名,案件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在他的支付软件上发现了线索。”民警说,他发现一张缴费记录上的数字是2900的倍数。

敏感的警察们也紧随其后。果然,对方是以往传销案件中很难找到的“一级头目”。

嫌疑人陆续归案。当时,陈明霞已经离开组织,恢复正常生活。一些人在邱某死后躲到外地避风头。见到廊坊警方,他们松了一口气:“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显著不同的是,本案起诉的罪名包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法律规定,这一罪名要求犯罪嫌疑人至少为“三级头目”,组织包含30名以上成员。

“如何证明成员超过30人?必须有相关证人证言,并能与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证据链。”检察官说,但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人员流动大,有时很难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旦出了什么事
g、他们往往先躲在树林里,给取证和审讯带来困难。

检察官表示,这一次,安次区相关部门非常努力,最终以涉嫌犯罪提起公诉,“确实是一个突破”。多部门综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单斌林、吴百友、潘明明、陈明霞在2014年初至2017年3月期间

6月,在安次区杨水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三罪。

其中,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四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定罪均无异议,而陈明霞等人的律师提出,当事人受到引诱、欺骗,已脱离组织,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该院刑庭庭长刘某

雷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往传销案件的被告人多为组织的低层人员,多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高层成员极少,本案证据符合相关定罪标准。

该案一审已告一段落。但在安次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看来,这离理想情况还差“最后一公里”。

为解救受骗大学生,该负责人亲赴“打传”一线。他和受骗者谈了一夜,第二天,有的大学生联系上了家人,有的则称老家村里没有电话。“最理想的情况是,大家都能在家里联系上他们,等他们获救后再带他们回家”。

最终,能在家门口接的毕业生来接;拿不到的,受骗者就买票回家;真的没有钱。安次区反传销办公室先付了车票钱,然后告诉对方家人时间和车次。

一些受骗大学生不愿回家的原因令人唏嘘:有人沉沦在男女混杂的生活中,不愿回归正常生活;有些人家境贫寒

,2900元对其分量很重,总不甘心;有的人梦想着发财梦,想继续害人害己。前述负责人将这一问题总结为“打而不散,送而不归”。

每当这时,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节拍中队队长吴斌就经常和受骗群众谈心。“我告诉t
哼哼说如果去打工,能挣三四千元。如果你在这里住一个月,你就得付钱,食物还是脏的。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你连出门都不会被允许。正常工作,绝对不会被限制自由“。

“老百姓不可能一夜暴富。”吴斌说,谈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否则人多了,受骗者可能就不听了。一个窝点有十几个人,有时上午被救出来,一个一个说不完,要等到下午或晚上。

今年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多位受访者回忆,过去一些受骗者认为施救者“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说施救者是骗子,而一些受骗者说不干了,看着他上了火车,却半路折返。

事实上,面对传销,安次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王玉江说,该区抽调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力量,成立专门传输小组,组织小

区、村开展大量反传销宣传。

“向群众宣传后,我们就知道传销人员的行动与常人不一样。线索也会及时告知相关部门。”吴斌分析说,比如他们大多是群居,一套房子住十几个人,而当地普通的租房一般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与人交谈,喜欢介绍所谓的产品,眼神和动作都与常人不同。

保护年轻人已经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次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廊坊市多所高校集中在安次区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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