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把馒头比作是鲍鱼，幻想成功的一面

在江西一所师范院校，陈明霞学的是心理学。原本，她的人生规划是当老师、结婚生子。

一切都被一次“巡视”打断了。2014年，一位同行的朋友邀请陈明霞到北京游玩，但路过距离北京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时，朋友说已经到了京郊。下车后，她被带到一家农家乐。从此，一个名为“蝶贝儿”的传销组织闯入她的生活，她后来成为该传销的高级头目。

“她为什么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要骗我进去？”30岁刚来的陈明霞哭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到现在还没在北京见过。

包括陈明霞在内，今年12月4日，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认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非法拘禁等三项罪名，判处3年至8年。

4名被告人的案情，是2017年一起命案牵出的。当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蝶贝儿”传销组织，他在传销组织窝点内被其他成员强行灌水后死亡。政法机关立即查处，再次彻查“蝶贝儿”组织。这四名被告就是在这次彻查中被发现的。

据安次区多位受访民警介绍，由于证据难以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近10年来几乎没有适用过，可以算是“沉睡”的罪名。这一次，当地改进工作方法，精准适用法律，或在打击p上有所突破
伊拉米德在卖。

“杀熟”非法经营

在传销组织的“领导”中，26岁的潘明明是个“异类”：大多数人都是江西老乡，只有他来自江苏。这让他在分配体系中有些吃亏。

作为国内“老牌”传销组织，“蝶贝儿”始于2005年，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传销人员为了提升等级，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本不存在的“化妆品”。而且，下线拉得越多，付款返利也越多。

“发财梦”看似美好，但“蝶贝儿”却在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传销名单上。

安次区经侦大队办案民警小姚介绍，安次区“蝶贝儿”传销组织从低到高有成员、发起人和培训人员，

代理人，代理人，潘明明属于代理人，是组织中的“二级领导”，是高层。

“蝶贝儿”的“化妆品”单价为2900元，收入最终全部汇给“一级头目”代理。之后，“一级领导”决定“二级领导”得了多少钱，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与上级关系越近，拿到的钱可能越多，即使不是老乡，也未必有机会当“领导”。

不仅如此，招募新人往往从老乡、同学等熟人开始。警方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同为“二级领导”的吴百友，是涉案“一级领导”的另一位老乡，也是高中校友。

每个人进入传销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原因主要包括恋爱、旅游、求职等。和陈明霞一样，吴百友误入传销的原因也是被邀请去旅游。

1989年出生的吴百佑本科毕业，身材偏瘦。原来，他在外地打工。2016年下半年，他受邀去北京游玩，一位老乡说廊坊离北京近，劝他先在廊坊休息一晚。之后，他被带到安次区杨水巷一租来的农家乐。

农家乐是传销组织的最小单元，通常被称为“家”或“宿舍”。慢慢地，吴百友被提拔为寝室主任，成为传销组织的“三级头目”，之后又成为管理多名寝室主任的“二级头目”。这个级别的代价是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推断，传销多名成员
组织“来了就是受害者”，但有的受害者想逃走，有的则加入并在组织中发展到一定水平。

新人想要逃离组织，其实是很难的。小姚分析，这些农家乐都在郊区或城中村。一般来说，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周围都是流动出租屋、郊区和工业区，附近没有公交车。“一旦进入，新成员很难逃出窝点，跑着跑着很容易被抓”。

多名政法干警透露，误入此地的年轻人主要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的来自北京、陕西等地的名牌大学。

吃馒头就是吃鲍鱼

在“蝶贝儿”传销组织中，年轻人会经历什么？多名办案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集团

织里的第一课就是“洗脑”。

一位办案人员说，新人首先会被要求在“课堂”阅读成功的书籍，甚至背诵课堂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宿舍，宿舍里通常几乎坐满了除他之外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会员会‘监督’新会员的洗脑程度，只有新会员‘心态稳定'，遵守规则，才能和其他新会员一起生活”。

宿舍一般为15~30人，男女混杂，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清晨或夜晚，他们还扛着“床”睡在田间地头，到树林、田间地头上课。该组织称这种行动为“拉链”。

“不分昼夜”的奔波，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过去这些年轻人的存在。

“富起来、富起来”等反复的口号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都与致富联系在一起。

让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自己喝的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以为是吃燕窝鲍鱼。

“大家的关系都挺‘融洽’的。”吴百友告诉记者，农家乐大多是老乡，总有人跟他说话。陈明霞也看到一群年轻人在这里一起玩，大家都特别有激情，她也没有太多防范。

如果有不服气，有的社员会被热水烫伤，被打火机烫伤，或者被各种殴打。

反侦察手段在他们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就被使用了。安次区一民警透露
只要被骗进农家乐，每个人的手机和身份证都会被没收，而且“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实姓名，只能互相化名。

同时，每隔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就会对每家农家乐的人员进行调整，加快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宿舍的人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篡改过。前述民警说，有的“领导”会随机抽取几个成员，让他们说出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会被传销人员用来购买产品、互相转账。

这些方法已经传遍世界，不必再“发明”。侦查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孩身材娇小，面容朴实，却是传销组织最高级别的“一级头目”。

许多成员是

努力提升自己。按照“蝶贝儿”的规定，“一级领导”不固定，一旦下线达到一定“业绩”

，一位新的“一级领导”诞生了。到了“一级领导”，可以不在廊坊居住，只需要通过网络和电话做一些决策，

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位置等。

相比之下，“二级领导”必须住在廊坊，而下级“三级领导”则需要时刻监督下级传销人员，经常到农家乐串门。

收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原因。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是骗局，但很多嫌疑人谈到一个普遍心态：不愿意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要拿回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钱，发展更多的下线，慢慢在组织里当领导，赚别人的钱”。

过去很少查明的罪行

2017年3月发生的一起“蝶贝儿”传销组织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灭亡。

当时，1993年出生的大学生邱某被同学以求职为名骗入“蝶贝儿”窝点。在安次区杨水乡和平村一出租院内，传销成员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终不服从。

几名传销人员随后往邱某嘴里倒水，几碗水下去了，邱某一动不动。经法医鉴定，邱某系颈部勒颈吸入异物（胃内容物）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年12月，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
并被判处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河北高院维持原判。

在天津，2017年7月，大学生李文星因误入“蝶贝儿”意外身亡，也引发舆论关注。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经过梳理，他们发现，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辖区就有与“蝶贝儿”相关的案件发生。常见的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抢劫罪等，模式和组织结构非常固定，甚至有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件中出现了。

这引起了安次区相关部门的重视。随后，他们汇总了所有与“蝶贝儿”相关的行政违法和刑事案件

数据，试图梳理每个传销人员之间的联系，最终掌握了三级以上传销头目的大致脉络图。

被告人单斌林首先出现在政法部门的脉络图上。在大学生邱某死亡案中，一名罪犯供述自己是“三级领导”单斌林的下线。从单斌林开始，办案民警陆续发现了吴百友、潘明明等人。

“一个‘二级领导’不知道上线的真实姓名，案件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在他的支付软件上发现了线索。”民警说，他发现一张缴费记录上的数字是2900的倍数。

敏感的警察们也紧随其后。果然，对方是以往传销案件中很难找到的“一级头目”。

嫌疑人陆续归案。当时，陈明霞已经离开组织，恢复正常生活。一些人在邱某死后躲到外地避风头。见到廊坊警方，他们松了一口气：“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显著不同的是，本案起诉的罪名包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法律规定，这一罪名要求犯罪嫌疑人至少为“三级头目”，组织包含30名以上成员。

“如何证明成员超过30人？必须有相关证人证言，并能与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证据链。”检察官说，但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人员流动大，有时很难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旦出了什么事
g、他们往往先躲在树林里，给取证和审讯带来困难。

检察官表示，这一次，安次区相关部门非常努力，最终以涉嫌犯罪提起公诉，“确实是一个突破”。多部门综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单斌林、吴百友、潘明明、陈明霞在2014年初至2017年3月期间

6月，在安次区杨水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三罪。

其中，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四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定罪均无异议，而陈明霞等人的律师提出，当事人受到引诱、欺骗，已脱离组织，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该院刑庭庭长刘某

雷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往传销案件的被告人多为组织的低层人员，多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高层成员极少，本案证据符合相关定罪标准。

该案一审已告一段落。但在安次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看来，这离理想情况还差“最后一公里”。

为解救受骗大学生，该负责人亲赴“打传”一线。他和受骗者谈了一夜，第二天，有的大学生联系上了家人，有的则称老家村里没有电话。“最理想的情况是，大家都能在家里联系上他们，等他们获救后再带他们回家”。

最终，能在家门口接的毕业生来接；拿不到的，受骗者就买票回家；真的没有钱。安次区反传销办公室先付了车票钱，然后告诉对方家人时间和车次。

一些受骗大学生不愿回家的原因令人唏嘘：有人沉沦在男女混杂的生活中，不愿回归正常生活；有些人家境贫寒

，2900元对其分量很重，总不甘心；有的人梦想着发财梦，想继续害人害己。前述负责人将这一问题总结为“打而不散，送而不归”。

每当这时，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节拍中队队长吴斌就经常和受骗群众谈心。“我告诉t
哼哼说如果去打工，能挣三四千元。如果你在这里住一个月，你就得付钱，食物还是脏的。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你连出门都不会被允许。正常工作，绝对不会被限制自由“。

“老百姓不可能一夜暴富。”吴斌说，谈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否则人多了，受骗者可能就不听了。一个窝点有十几个人，有时上午被救出来，一个一个说不完，要等到下午或晚上。

今年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多位受访者回忆，过去一些受骗者认为施救者“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说施救者是骗子，而一些受骗者说不干了，看着他上了火车，却半路折返。

事实上，面对传销，安次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王玉江说，该区抽调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力量，成立专门传输小组，组织小

区、村开展大量反传销宣传。

“向群众宣传后，我们就知道传销人员的行动与常人不一样。线索也会及时告知相关部门。”吴斌分析说，比如他们大多是群居，一套房子住十几个人，而当地普通的租房一般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与人交谈，喜欢介绍所谓的产品，眼神和动作都与常人不同。

保护年轻人已经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次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廊坊市多所高校集中在安次区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