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绑架”带回亲人

　　9月16日，甘肃天水。一位老人找到了自己陷入传销骗局的外孙女。但对方不愿回家，躺在地上。家人和警方只得将其抬回。 本报记者王阳摄

　　9月8日，江西青年徐卫星出门寻找自己的妻子；9月14日，湖北随州的71岁老人徐纯明出门寻找家中“失踪”的11口人；同一天，河北三河人蒋先生已在寻子的路上奔波了9天。他们的共同目的地，是甘肃天水——沿着亲情的脉络蔓延的一张“传销大网”，在这个西部城市的郊区悄然张开，并用一个多年未变、漏洞百出的谎言，将他们的家人变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陌生人。

　　征得当事人同意，本报记者跟随这支寻亲队伍，对这一次“解救”过程做全程观察。

　　解救，以近乎“绑架”的方式进行。参与解救行动的中国反传销协会志愿者李旭称，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参与传销的人，少数能幡然回头，但更多人只能在“发财”的美梦破灭后黯然离开。

　　寻亲

　　9月5日，在浙江瑞安打工的江西人徐卫星接到了妻子小玲从甘肃天水打来的一个电话，她说出“坏了，真的是传销”这几个字之后，电话立即中断，并一直关机。

　　9月4日，小玲刚刚在弟弟小武劝说下，以“考察生意”为名到达天水。几个月前，小武曾与一名为冯玲玲的女子在路上偶遇，并互留了QQ号码。今年5月，冯玲玲以“谈朋友”的名义将小武约到甘肃天水。此后，小武滞留未归。

　　9月8日，徐卫星和岳父陈留峰连夜来到湖北，一路打听，找到了冯玲玲的父亲冯龙兵。

　　冯龙兵，湖北随州万店镇人。他声称，小玲和小武在天水的一个印刷厂上班，每月工资2000多元，但他不肯说出具体的上班地址，徐卫星和陈留峰更加着急——小武从未在印刷厂工作过，不可能一去就拿高工资，小玲是去做生意，不可能到当地打工。

　　双方僵持3个多小时后，冯龙兵以买烟为由下楼，一去不返。徐卫星要求冯龙兵的妻子到派出所谈谈，被拒绝。很快，借助着夜色，冯龙兵的妻子也以上厕所为名溜走。

　　看到唯一的寻亲线索中断，徐卫星和陈留峰悲从中来——未出事前，小武和冯玲玲正在“谈朋友”，他们曾和冯龙兵商议，作为经济条件稍好的男方，他们愿协助小夫妻购买一套当地的门面房，“我们是真心和他们结亲家啊！”

　　真正令他们意外的是，短短几天，家人已变得六亲不认。他们刚到冯龙兵家不久，失踪多日的小玲忽然打电话回来，她一改之前的恐慌，强硬地要求父亲和丈夫离开冯家。徐卫星谎称“两个小孩出了车祸”，她丝毫不为所动，并称将来要开着车回去接小孩；随后打来电话的小武则声称要杀了“多事”的姐夫。

　　9月13日，徐卫星和陈留峰动员了更多的亲友参与寻亲。他们找到了冯龙兵的岳父、71岁的徐纯明。徐纯明称，他的两儿一女及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孙媳妇孙女婿等11口人，都去了甘肃天水，他也正在着急——第一个去的是外孙冯听听，他叫去了姐姐冯玲玲；冯玲玲随后叫去了表兄弟徐旭；徐旭则叫去了父亲徐东山、母亲余芹华……最新被叫去的，则是小儿子徐黎明一家三口，时间是今年8月。

　　听说徐卫星和陈留峰过来寻亲，徐纯明的几个亲戚也赶过来了。震惊之余，他们掰着指头逐一数出了赴天水“发展”的其他旁系亲戚。最多时，数到了20多个人。

　　在亲戚们的一片焦虑声中，71岁的徐纯明擦擦眼角，决定去天水叫回自己的孩子。

　　跟踪

　　火车到达天水时，徐纯明的11个亲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他在天水的确切住址。

　　寻亲的队伍有7个人。本报记者和反传销志愿者李旭跟随他们做全程观察。他们一下火车，就派出了青壮力量，在麦积区花牛村的各个主干道上蹲守。这是9月15日的下午2点，按惯例，传销人员将在此刻外出活动。果然，一些衣着简单、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陆陆续续地结伴走过。

　　在树阴边纳凉的当地村民轻蔑地说：“这些外地人都是流氓。”在给当地个别村民带来房租收入的同时，这些人也曾多次偷走了其他村民种下的各类蔬菜，招人厌烦。

　　有人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传销人员的住址——六合村（音），但麦积区没有这个村；又有人提供了另一个地址——花牛村。在花牛村，寻亲人员在路边认出了一个人——徐纯明儿媳妇的弟弟。他们跟踪而上，在山坡的一块绿地上，发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上课——这是逃避打击的一个手段，工商、警方查抄时，他们可以一哄而散。

　　放哨的传销人员显然也认出了寻亲人员。下午，花牛村的主干道上再无传销人员踪迹。晚上，徐卫星和妻子小玲相约上网。在网吧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徐卫星隐藏了自己的IP地址与爱人视频会话。同一时刻，徐卫星的岳父陈留峰在附近各个网吧内奔跑。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一对儿女。

　　亲人相见，并不如此前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到了网吧门口，小武、小玲用家乡方言一遍遍地呵斥父亲。其间，若不是有人阻拦，小武还试图和飞奔而来的姐夫徐卫星打一架。徐卫星和陈留峰紧紧拉着自己的家人，一步不离，双方在马路上僵持。相持不下时，反传销志愿者李旭建议双方先吃饭聊一聊。

　　席间，徐卫星和陈留峰一起，一遍遍地给自己的亲人斟酒夹菜；小武和小玲则一遍遍地抱怨父亲给自己丢人，“找什么找，你看看，有人拿刀逼我们吗？”

　　徐卫星用拳头击打着身后的墙壁，抒发自己心中的郁闷。这招来了姐弟俩的一致嘲笑。

　　劝说

　　晚上，他们来到了宾馆。躺在宾馆的床上，小武稚嫩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刻意的镇定。他用亢奋的语调、似是而非的逻辑、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着亲人的疑问。姐姐小玲则在一旁帮腔。

　　“你说菜刀有罪么？这得看是谁用吧；姐弟俩在河中发现一个金碗，弟弟回家叫爸爸来捞，爸爸不来；姐姐回家告诉爸爸‘弟弟掉河里了’，爸爸冲出来捞到了金碗。这个善意的谎言，你说该不该撒？”

　　类似的小段子一个接一个，直到反传销志愿者李旭开口将他打断。李旭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行业，这是一个讲究技巧的行业。我说说我经历的，你看是不是一样。”

　　李旭的确做过传销。2004年，李旭被小舅子的电话骗到江苏徐州后加入了传销“行业”。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他发展了30多个下线，成了一个B级经理。再往后，目睹了这个行业悲凉下场的他，开始从事反传销工作。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李旭一直在讲述自己从事传销时的酸甜苦辣。他偶尔提出的一些反问，显然更达小武的内心。

　　“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6块钱。你们现在多少钱了？哦，十几块钱。主任一定克扣了你们的收入。克扣下属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是行业的潜规则之一；你们吃、住都很苦，行业内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要掌握正确的理财观’。真的是这样么？不是，这是为了让你坚持更长的时间，去骗更多的人”；“每天安排很充实，你很困，但为什么宁可打牌也不让你休息？这是为了让你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凌晨2点多，小玲决定和丈夫回家。小武已没了起初的亢奋，但他依然有些不甘心。李旭拿出纸笔，给他算了算B级经理的收入——多年前，升上B级经理的李旭，发现自己的收入远未到达“组织”承诺的“万元打底”后，在他之前担任B级经理的人将这个体系的漏洞告诉了他，他就此对行业死心。听了李旭的讲述，小武的态度也渐渐松动。

　　反传销

　　次日，一夜难眠的小武和小玲彻底悔悟。小武决定，给自己的女友冯玲玲最后一个机会，小玲则打算救出寝室内一个叫王琪（音）的同伴。按照此前与上线的约定，他们本该在午夜溜走。

　　这是反传销志愿者李旭时常经历的一幕。传销是一个讲究神秘感的行业，一级骗一级，戳破了就会“垮团队”。

　　小武姐弟俩从事的是“天津天狮集团生产的‘艾丽丝黛’化妆品直销事业”。这一说法目前真假未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产品。上线告诉他们，你是现在擦呢，还是将来成功后坐在高级酒店里用呢？选择后者，当然要放到公司里保管。

　　无论称呼有什么变化，传销业始终遵循ABCDE的五级三阶制。其中，E、D是基层的业务员和业务代表，C级是主任，B级是经理，A级是老总。B级号称月薪万元打底。在一些模范团队内，B级经理下寝室，可享受底下人跪下擦皮鞋的待遇。衣饰整洁，是行业内的成功标志之一。有顺口溜称，头可断，头发不可乱；血可流，皮鞋不能少了油；选择下跪擦皮鞋的方式，则是因为，传销团队内长期的成功学培训已令人深信，自己将来也有被人这样擦皮鞋的机会。

　　诱惑姐弟俩的是，他们将在1至2年内到达B级，与团队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口才、处事能力将得到空前的发展——姐弟俩的父母多年在外打工，他们习惯了打工的生活。但在小玲看来，这样的生活并不令人满意：鞋厂的工序有几十道，一天到晚老加班，工资越来越不顶用，打工打到哪天是个头。

　　李旭有时候很纳闷：这个行业其实一直没长进，所用的分配公式漏洞百出，却多年未变；6年前他发明的段子，此刻依然在坊间流传。令人不解的是，这个骗局依然能长盛不衰。

　　小武称，在天水的三个月，他已至少见过100多名传销者。传销课程上，天水市麦积区的这条主干道被主讲者宣称是“一条直销大道，两边分布着3万名业内人士”，“为西部大开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去年，天水市政府网站开通留言功能。短短几个月，涉及传销的各地求助络绎不绝。8月18日的《甘肃日报》上，工商部门特意刊登一则甄别传销的公告。李旭认为，对传销的打击，始终未能对症下药。“一般来说，传销组织并不长期非法拘禁骗来的人。上完7天的洗脑课程后，洗脑不成功的人，会被悄然送走；洗脑有成效的，则在巩固学习后继续拉人。相关部门驱散的人群中多为后者。这些人转了一圈后，或回到原来的传销寝室，或裂变为新的传销组织。赶来赶去，有啥意义呢。”

　　余痛

　　9月16日，天水市麦积区岔路口，71岁的徐纯明终于等到了外孙女冯玲玲的出现。强行带回时，冯玲玲躺在宾馆附近的土地上嚎啕大哭，老人站在一边束手无策。

　　警方赶到后立即认出，冯玲玲此前曾多次出入当地的花牛派出所——上一次抓获传销人员为派出所大院拔草时，就有她。

　　当晚，花牛派出所带着寻亲人员在各个传销窝点内寻人。小玲曾居住的寝室被反锁，徐卫星翻墙进入后打开房门。其他人都在，唯独少了原本和小玲住在一起的徐纯明小儿子一家。难抑心中气愤，徐卫星掀翻了传销人员的饭锅，但随即被警方制止。

　　小玲劝同伴王琪离开这里。这个毕业不久就被男朋友骗到天水的19岁小姑娘，犹豫再三没有离开。小玲不忍心告诉她，在传销团队内，“感情邀约”实际上只是一个技巧，她男朋友以同样方式发展了很多“女友”。

　　赶到附近的跑马泉派出所继续寻亲时，寻亲人员遇到了河北三河的蒋先生。他儿子是一名厨师，被同事骗到了这里。9月8日起，夫妻俩每天奔波四五十里路，跟踪发现了传销人员的多个窝点。同一个晚上，老夫妇连跑四个派出所，查抄了多个传销窝点，终于找到了儿子。

　　在派出所带回的传销人群中，徐纯明发现了4个亲人，其中有已经跑回天水的冯龙兵。

　　徐卫星也看到了他，双方怒视一番，冯龙兵称，等过两年他成功后，要用金钱砸死亲家。

　　这让李旭大笑不已。在李旭的7年传销与反传销生涯中，他见到的传销参与者绝大多数黯然离开——传销团队也不养闲人，行业内有四大禁忌：消极人、欠饭费、金钱借贷、感情萌芽，都必须离开。终有一天，耗尽亲情和资金的人会被悄悄送出，对内的理由是“转寝室”或“外出打工拓展市场”。对离开的人而言，实际上是变相地扫地出门。

　　离开者的最终归宿，一定不是家乡。这些透支亲情的人，已很难回到原有的社会关系内。他们大多流浪在外，回避亲人，做着一些简单的工作。

　　呆在传销窝点的10天时间里，小玲的体重从120斤掉到了100斤。没有了理想的激励，她终于注意到了身体的变化。她回想起，饮食不好，高强度的洗脑过程，令一些长期呆在这里的小姑娘身体虚弱。有个女孩子经常打吊瓶，一瓶53元。

　　不是所有的解救都能成功。71岁的徐纯明缺乏徐卫星和陈留峰的魄力，他一遍遍地迁就家人。缺少了家属的鼎力支持，反传销志愿者李旭的劝解没能奏效。

　　9月17日一大早，冯龙兵来到宾馆带走了冯玲玲。临行前，小武、小玲再一次请求冯玲玲“认真想想自己的将来”，这个22岁的小姑娘头也未回地走了。

　　延伸阅读

　　打击传销：简单驱散是放虎归山

　　如何解救陷入传销骗局的亲人？如何更有效地打击传销？

　　每一天，民间团体、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志愿者都奔波在传销的重灾区。昨天，针对上述问题，该协会会长、反传销志愿者李旭接受了本报访问。

　　家人身陷传销别寄钱

　　记者：为什么短短7天就能改变一个人？

　　李旭：传销组织一直鼓吹“行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他们通过“亲情感化”使你感受到温暖和尊重，通过描绘“光辉前景”，勾起你的成功欲望，再通过“现身说法”、“成功励志”等手段，激发你的自信和激情，使你深信，能够在这个上进的团队里磨砺自己的意志，并最终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传销组织还给每个新人编造了一套混淆的思维方式。比如，欺骗亲人，是善意的谎言，是为了给亲人一个机会；现在吃苦，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外界的批评报道，是刻意营造的负面调控信息；警方的简单驱散，是暗地里的支持等等。千万不要低估传销团伙洗脑的能力。在门窗紧闭、缺乏饮食、缺少睡眠、耳边一直响着“成功理念”的封闭环境下，意志稍有一点不坚强，早晚都会屈服。

　　记者：家人身陷传销怎么办？

　　李旭：一开始，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能给他（她）寄钱。没有入门费，他（她）也就陷不进去了。对于已经陷进去的亲人或朋友，大家要保持冷静。首先，不要一味地指责他（她），更不能粗暴地训斥；其次，要马上切断他（她）的人缘链和资金链，叫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要去，破坏他（她）的邀约市场；最后，家长可以亲自去一趟进行解救，并积极寻求当地公安或工商部门的帮助。

　　驱散好比放虎归山

　　记者：什么样的人会相信传销？

　　李旭：现在的传销分南北两派。南派，以广西为代表，现已扩散到全国很多地方，使用“连锁销售”、“北部湾开发”等为幌子，进行“纯资本运作”为主，一对一的洗脑，一般也不限制人身自由。对象主要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金额的“三高”中年人，北京有很多人上当；北派，则以各类假公司、假产品为幌子，采取集体上课的方式，最早主要活动在北方地区，现在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主要针对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初期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洗脑成功后，则要求其主动拉人。具体到参与的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我遇到最多的，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有一些渴望改变目前生活状态的打工者、退伍军人、小企业主等。

　　记者：为什么传销屡打不绝？

　　李旭：我们这些反传销志愿者经常跟基层执法部门接触，他们也有很多苦衷。在很多传销重灾区，传销人员有好几万，而负责打传的执法人员才寥寥几个人。有一些贫困地区，传销直接绑架了地方经济，传销利益链构筑起了传销天堂，打传办形同虚设，并没有负起打击传销的重任。具体执法中，一些部门还是简单地沿用驱散的老套方法，根本不能对传销组织“伤筋动骨”，就像是放虎归山。严打时，传销组织暂避风头，过后会更加迅猛地发展。

　　传销者房东也应受罚

　　记者：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好办法？

　　李旭：擒贼先擒王！建议统一执法，把北派传销（吃大锅饭、睡地铺的传销组织）的C级（主任，家长，寝室长）也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这类组织中，C级头目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他们还不是传销的受益者，但他们是传销骗术的真正组织者，在传销网头（A、B级）深居幕后遥控指挥以后，他们还是传销骗术的具体实施者。现实中，一些地方对这些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拘捕，还有一些地方把这部分C级寝室长、包括讲课的骨干分子直接劳动教养一年，这样做的威慑力很大。

　　记者：出租房屋的房东有法律责任吗？

　　李旭：《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这一处罚起罚点太高，难以执行，可适当降低处罚标准，达到查处一处处罚一处的震慑效果。此外，为逃避打击，现在很多传销组织的居住场所也是他们的培训场所，应该把居住场所也列为处罚对象。同时，传销组织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要不断地发展下线，二是要交入门费。骗人通过电话，骗钱则通过银行。电信部门实行手机实名制，不能随意给传销人员开通集团网。金融监管也不难，传销资金的流动数目都很雷同，一般为2800、2900、3900、36800、69800及其倍数，在传销重灾区，银行很清楚哪些是传销资金。

　　记者：查处传销，应该归哪个部门管？

　　李旭：现在的传销，已由过去的传商品过渡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拉人头”式传销，商品只是一个道具，甚至根本无公司、无商品。目前工商为主、公安配合的打击体制，是一个职能设计上的错位。限于自身职能，工商部门查处这类传销组织时，缺乏打击传销的必要手段。现实生活中，这一制度也造成了基层执法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传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基层反传销的过程中，我们这些志愿者发现，传销在日益猖獗，而很多受害者求天不应，告地无门，他们因此改变了对社会的看法，这严重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