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传销20年：南北派传销及它的“洗脑套路和话语体系”

打击传销20年：南北派传销及它的“洗脑套路和话语体系”
今年是我国全面禁止传销的第20年。1998年4月21日，我国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20年来，传销的主要模式一次次转型，由最初的拉人头、骗人入伙、限制人身自由，发展成以互联网金融概念为噱头，宣称快速致富、一夜致富，迷惑性更强，模式趋于复合化，加入传销者不乏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

 

国家各有关部门虽然一直在打击，但传销蔓延之势依然强劲，不得不令我们反思。近日，三秦都市报记者采访了一线民警、民间反传销人士和有关专家，并梳理了大量资料，试图揭开传销组织的前世今生。

“洗脑套路”和“话语体系”

2017年7月，23岁的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溺亡，让传销再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在备感惊愕、痛惜、愤怒的同时，也会感到疑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传销起源于1980年末，当时仅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而流行。业内普遍的说法是，始于美国，后经日本传入我国，其标志性事件是日本一家磁性保健床垫（JapanLife）公司“偷渡”到中国，以传销的方式销售磁性保健床垫，迅速从深圳发展到广州并席卷了整个广东。

一直致力于反传销的民间组织负责人阮班军告诉记者，传销分为单层次传销和多层次传销。单层次传销是推销员只能将产品卖给一个客户，不允许客户再继续发展新的客户；而多层次传销就是今天所指的传销，在当时也被屡次监管和查处。

阮班军今年32岁，曾是一名传销受害者。2007年前后，他被朋友以介绍工作为名，带到了山东，一年后，又去了广西钦州，加入“1040工程”——投资6.98万元，发展下线，到一定时候就能获利1040万元。

“最早的传销是有产品的，我在山东时，卖化妆品，每套2990元，卖出去得越多，你的级别就越高，奖励也越多。”阮班军说，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传销独特的“洗脑套路”和“话语体系”，组织者苦口婆心去美化这个行业，“他们打地铺、吃大锅饭过着‘苦日子’，却告诉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实在说不通了，就打。”

最典型的“话语体系”是“几何式倍增”和“五级三阶制”。2015年，阮班军在西安成立反传销联盟，开始解救、寻找误入传销组织的人，通过公益演讲进行反传销洗脑。

“只要听到‘几何式倍增’‘五级三阶制’这两个词，就可以判定他做的是传销。”他解释说，“几何式倍增”是直销和传销通用的概念，即1变3，3变9，9变27，下线无限倍增；“五级三阶制”则是传销界的金字塔形奖金分配制度。最高级别会拿到所有的奖励——一笔百万或千万级的财富。

 

“南派传销”与“北派传销”

 

互联网成为传销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助推器。

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拉开了传销治理的序幕。《通知》要求，此前已经批准登记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认真做好传销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自行清理债权债务，转变为其他经营方式。

传销由此改头换面，完成了由有产品向无产品的转变，逐渐转入地下。

“这个阶段已经很少看到产品了，他们传播的就是一系列发财致富的梦想、理念。”阮班军说，传销组织的头目会谎称，某个产品太昂贵，你目前没有能力购买，他们只能摆政策、列数据，把“资本运作”说成是国家支持、国外引进的先进金融模式，成立皮包公司，甚至虚构一个公司，从而诱骗公众参与。

与此同时，根据地域不同，传销分成了“南派”和“北派”，两大门派之间虽然相互交叉，但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

“南派传销，主要是靠金钱引诱，依靠精神控制，不限制人身自由；北派传销则限制人身自由，时常伴有暴力行为。”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相关民警介绍，北派传销以2800元、2900元等为入门费，以“异地邀约”的形式组建“老鼠会”；南派传销租住在高档小区，把传销同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通过歪曲政府发展思路，伪造政府发展项目，伪造领导人发言，伪造政府文件等一系列做法发展成员，进行洗脑和精神控制。

“形式虽然不同，但内容和目的是一致的。”阮班军说，你交了一笔钱，成为传销组织里的某个节点，这笔钱一部分成为你的各个上线的收益，一部分落入传销公司。

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财富创造，你得到的，仅仅是一项权利，即每拉到一个下线，就得到一定比例的提成。“这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传销组织者会赚钱，最早的玩家可能会赚钱，越是后来者越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以“高收益快回报”为诱饵

2013年以后，随着智能手机、网络社交平台的发达，互联网运用日益广泛，网络传销开始崛起。近两年爆出的3M、维卡币、中券资本、善心汇、亚欧币等传销新变种的代表，传统的洗脑套路、运营模式都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奖励体制和洗脑话术，周期更短、涉及资金更大。

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新型传销活动风险预警提示》，一些传销组织采用所谓的“电商”“微商”“多层分销”等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级关系。

在今年4月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打击传销工作的意见》中，已经将整治传销，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层面。

三秦都市报记者在梳理相关案件时发现，进入网络传销阶段后，传销人员结构上更加复杂，高学历、年轻化趋势明显，大学生成为受害重点群体之一，他们通常以找工作、异地恋、见网友等途径陷入传销组织。

2017年9月，云南曲靖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女生小王，被男网友骗到西安，陷入传销组织，并和父母先后被骗走1万多元学费、生活费。

2017年8月，西安警方打掉一个以购买虚拟货币为特征的新型网络传销组织。警方通报称，该组织以集团化公司化模式运营，以互联网为载体，打着商务活动的幌子，以“虚拟货币”为诱饵，层层发展下线非法牟利。

今年4月17日，西安警方破获一起以“区块链”为幌子的特大网络传销案，该组织从今年3月28日上线运行至4月15日，短短18天时间，共发展注册会员1.3万余人，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涉案金额达8000余万元。

参与案件侦破的一位民警告诉记者，这种网络传销，“客户”之间互不见面，通过微信支付进入该公司网络交易平台，隐蔽性特别强。而且，他们通过公司化经营模式，派发传单、纸质广告，通过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主要论坛发布所谓的广告宣传推广，引诱公众投资参与，“整个交易方式模仿的是互联网电子商务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网络传销现在已逐渐形成成熟的产业链。“网上有专门的公司，售卖一系列专业的传销系统管理软件，搭建平台、技术维护等，每一项都有详细的分工，且非常专业。”阮班军说，传销团队使用这些软件后，只需造势、拉人头即可从事传销业务，“做短线交易，然后抽身走人。”

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四大队教导员胡宏立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传统的聚集式传销，发现容易，构建证据困难；新型网络传销，发现困难，固定证据容易。”他告诉记者，前者可以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和机制化建设来解决，但是后者没有实体项目、没有实体机构，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这种传销上下线的联系，全部在社交平台上完成，如果没有人主动报案，民警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