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在华的十亿市场，可能会因打击传销变得岌岌可危

中国兰州电 — 在北京一间为被美国直销巨头安利公司称为旗舰“体验馆”的会议室里，冯刚（音）站在 150 人前。

为套近乎而自称大哥的他正在向招募来的观众推销公司的最新产品。观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一名清洁工甚至还没换下橘黄色的工作服。

冯刚声称，安利的能量饮料 XS 能够降低血液里 70% 的酒精含量。他还说，这款饮料可以治疗抑郁，或者帮助那些酒驾回家的人。冯刚的目标是让这群人走出去推销这款产品。

十几年来，对安利公司和其它利用销售代表来发展下线的公司（所谓的多层次直销）来说，类似的场景为公司带来了财务上的救助。

 

当这些公司在美国国内和其它地方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转向了渴求新产品、不断增加的中国消费者阶层，这个人群同时还容易相信售卖这些产品就能致富。

现在，未来似乎不太光明了。直销巨头们正因为中美两国的监管机构而腹背受敌。

 

康宝莱（Herbalife）和优莎娜健康科学公司（Usana Health Sciences）去年宣布，美国正按照禁止美国企业贿赂外国官员的《反海外腐败法》对它们的中国业务进行调查。另一家公司如新（Nu Skin）在 2016 年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就一起类似的案子达成和解，而雅芳则在 2014 年认罪，被罚款 1.35 亿美元。

没有上市的安利公司还没有透露任何被美国执法机构调查的信息。但在中国某个省份，某些安利销售人员的行为引发了一起调查。受害者声称调查遭到了当地官员的压制，且至少一名官员和安利公司有关系。

前安利销售游云帆（音）说：“这个行业在中国无比混乱。”此前，他以笔名晓飞（音）撰写了一部措辞尖刻的回忆录。

他指出，中国法律禁止大量多层次直销涉及的恶劣行为，同时还补充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贪腐成风，毫不作为。”

这也许就要改变了。去年，4 家政府机构宣布要打击这一被批评者们称为金字塔骗局（即传销）的营销模式。

对于过去十年依赖中国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安利而言，这场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

根据商务部数据，安利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多层次营销公司，共有 150 万名分销商，比其它公司加起来都多。公司总裁道格·德沃斯（Doug DeVos）去年告诉路透社，中国是安利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26 亿美元的营收，约占全球销售额的 30% 。

 

在一份声明中，安利公司副总裁斯科特·鲍尔弗（Scott Balfour）说公司欢迎政府的打击，他声称这会区分出传销和合法直销。

这次严打行动并没有特别针对安利。尽管安利在中国已成了知名品牌，在北京等地都有光鲜的展厅，还赞助了中国奥运代表队，但它在各地都遭到了类似的指控。

前安利经销商们在网上组织起来，就公司的模式向后来者提出警告。公司的中文名字“安利”已经进入了日常话语体系中，意思是“疯狂推销”或者“被洗脑”。

安利等公司从 1990 年代早期进入中国伊始就遭到了官方的怀疑。多层次直销曾被官方贬斥为“经济邪教”，政府还在 1998 年封禁了全部直销活动。

只有在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谈判的时候，中国才同意了美国要求对这些公司开放市场的要求。2005 年起，直销在中国合法，但被设置了防止无限招募下线的限制，而这正是安利经营模式的一部分。

但是各地的执法力度参差不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直销行业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研究的刘凯湘说：“这是个灰色地带。大部分的直销公司都在打擦边球。如果他们完全遵守法律，根本就不会有市场。”

中国法规的变幻莫测和贪婪的官僚主义已经让其它公司陷入了困境，比如曾是中国市场最大直销商的雅芳。2014 年，它承认向中国官员行贿 800 万美元，并赠送了 Gucci 手袋等礼物。

 

如新公司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2016 年，它就一起案子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承认自己通过捐赠 15.4 万美元给“一家慈善机构，以获得一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施加的影响”，从而免除了一笔可能的罚款。

康宝莱在一份股票备案文件中也披露自己正在接受调查，而优莎娜宣布自己已经就中国子公司“报销政策”问题通报了美国司法部。

安利在声明中表示，在华业务并没有遭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质询。但不管怎样，它的业务已经引发了问题。

在安利的北京中心，《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听了“冯大哥”的详细销售策略。他承诺新人们发展的下线越多，就能赚更多钱。但如果真采用了他的做法，则会违反中国法律。

几天之后，一名新加入的销售在街头分发 XS 能量饮料传单的同时也重复着自己听来的推销话术。传单声称新的经销商最终每年可以获得 7.5 万美金的收入。

实际上，根据政府数据，96% 的直销人员每年获得的收入不到 750 美元——这不过是私企员工的平均月收入。

在某些地区，安利公司受到了特别关注。

在甘肃兰州这座有将近 370 万人口，毗邻黄河和古丝绸之路的城市里，几十名前安利经销商指责安利公司怂恿高价行为，让自己债务缠身。他们指责上家诱使自己购买了大量不可能卖掉的产品。

其中一名销售叫刘刚（音），他说自己在 2009 年被劝说放弃了教师工作，以追求安利承诺的财富。

 

他给《纽约时报》记者播放了录下的部分培训课程，培训中他被告知获得成功的方式是在压力下工作。他为此贷了款：抵押了房产，然后从民间借贷者那里借了款。在他以及其他人口中，这些借贷者和当地安利员工是一伙的。刘刚囤积了大量维生素产品、净水器和肥皂。到了 2014 年，他因为无法售出存货而面临了 60 万美元的债务。

“我被洗脑了。”刘刚说道。

负责监管的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很重视这些指控。2016 年 5 月，该办公室向投诉人去函，说发现了不法行为的证据，该地区的顶级经销商唐劲松和赵玉芳夫妇“涉嫌传销”。

另一名前销售刘建红（音）说：“要想爬到顶层，你需要发展下线。这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而我们位于最底层。”是她向《纽约时报》提供了上文提到的那封信函。

安利公司副总裁鲍尔弗说，兰州销售人员“严重违反了我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违反了中国法律”，但这些都是分销商的个人行为，公司本身并没有遭到从事违法行为的指控。

在第二份声明中，安利说自己不认同经销商的夸大描述，公司政策也禁止借贷购买产品。鲍尔弗说公司会就注意到的特定指控进行调查。

兰州的监管机构相信了收到的投诉，并将自己的调查结果移交给了中国主要执法机构——当地的公安局。

然后，调查陷入了停滞。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最初负责调查的官员王兴伟（音）说他被调离了这个案件。

提起指控的前经销商认为，同情安利的当地官员撤销了调查。他们给出了证据：省电视台在采访他们之后，收到了不报道案件的指令。

根据电视台记者高增磊（音）的说法，指令来自省宣传部门。当时该部门由梁言顺领导。根据哈佛大学信息和梁言顺在网上的传记，他曾参加过安利公司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组织的项目。梁言顺没有回复要求评论的请求。

 

顶级经销商之一赵玉芳对指控不屑一顾，说自己和丈夫唐劲松“完全符合公司制度、遵守了公司的操作模式，并处在公司的管理下”。

那些愤愤不平的经销商应该为自己累积的债务负责，她补充说。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说，“如果他们不知道这点，就没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鲍尔弗说安利已经惩罚了涉事的个人，但他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姓名或者遭到的惩罚。安利的网站上，唐玉芳和赵劲松依然位列少数顶级经销商，他们的照片依然挂在安利公司北京的大会议室里。

对比之下，其他的前经销商则面临着财务困境。

刘建红欠债 30 万美元。在中国，这意味着她被列入了政府的失信人名单，无法乘坐飞机、高铁或者办理新信用卡。

“我一辈子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她说道。